文/吴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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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著名企业家曾对我说：任正非是中国当代最伟大的企业家，没有之一。因为一旦你把其他人和任正非做比较的话，会很快放弃这种打算。
过去的一周，任正非一反常态的高密度约见媒体。欲知其用意，先要了解几个基本事实。
事实之一：这是被逼无奈之举。把“活下去”作为华为最高纲领的任正非，深知“低调”的硬道理。现在不幸成为“网红”，绝非他老人家内心所愿。
事实之二：答记者问只是个形式。他只是借此来传递自己想要传递的东西。无论记者如何提问，他都会按照自己的套路来，说自己想说的、该说的，其他一概不谈。
事实之三：听他讲话是一门艺术。作为人性大师和企业哲学家，任正非公开讲话的内容总是“虚实难辨”。既陈述了客观真相，也表达了主观意图，需要仔细拿捏。
那么，透过这种异乎寻常的举动，任正非究竟想要表达什么意思呢？基于二十多年的研究，建议诸位至少从以下五个层次来理解。
层次之一
如同他在回答记者提时所说的，希望借此向全球员工说明华为所面临的真实情况，减少各种猜测和误解，达到鼓舞士气，稳定军心的作用。但这显然不是重点。
层次之二
也就是外界普遍的理解，任正非在向西方各界，特别是美国政要喊话：说明华为对客户利益的始终坚守，对网络安全的长期承诺。告诉诸位，华为的成就，是源自厚积薄发的领先产品、技术和服务。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华为只要坚持“以客户为中心”、合法合规经营，就能够赢得全球大多数客户的长期信赖。
层次之三
向全球各方传递化解冲突的建议方案。希望各方都不要将商业和政治扯在一起，回到全球公认的，依靠法制和市场机制解决问题的正途上来。包括对孟晚舟事件的处理，只有坚持这个基本原则，才能达到长期共生的目的。
层次之四
对中国而言，必须立足现实制定长期发展战略。首先，中国的发展已经深度融入世界，必须借助全球资源，既无法完全自主也不应该完全自主。再从整体上看，中国目前的科技水平与西方存在巨大差距，经济增长“泡沫”带来的表面繁荣难以持续，若想增加国际间竞合博弈的筹码，必须重视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唯有在强烈的忧患意识下真正解决社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中国才有未来。
层次之五
告诫包括华为员工在内的所有人，这种超越商业范畴的冲突会长期存在，必须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从中短期看，华为事件已经升级为国家事件。网络安全攸关国家利益和全球治理， 2013年的斯诺登事件，让这种危机意识空前。华为提供的通信网络基础设备，覆盖全球大部分国家和地区，西方政要只要从商业之外的角度去思考，就会产生巨大的不安全感。
今天发生的事情，华为早在十几年就已经预料到并为此做了长期准备。从2001年开始，随着华为全球竞争力的快速提升，导致与思科、爱立信等国际巨头的竞争加剧，美国就盯上了华为。2017年以来，华为网络设备实现了全球领先，全面遏制就成为一种必然。
重压之下，正如任正非所说，华为的生存法则，一是要继续保持产品与技术的领先，为客户提供别人无法提供的商业价值；二是要加大力度提升网络的安全性和网络管理的透明性，达到更高的监管标准，最大程度上堵住各种“安全性”借口。同时，寄希望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特别是法制化和市场化建设，让各方看到逐步统一“游戏规则”的曙光。
但从更长远看，西方文明、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的价值分歧将长期存在。亨廷顿先生早在23年前就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给出了论断：西方的价值观不是普世价值，也没有（至少尚未有）普世价值。西方文明主导下的世界秩序体系，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以及穆斯林人口的快速增加，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而文明的冲突，往往会持续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任正非在内部讲话中告诫华为人要从世界文明差异的角度来理解和处理问题，切中问题的真正要害，伟大自不待言。
因此，作为一家中国本土的世界级企业，必然会率先卷入不同文明的长期角逐之中。即使中国的法制再健全、市场化进程再加速，这个问题依然高悬。作为一个历史性命题，或许又要回到邓小平先生1978年所提出的“搁置争议，留待子孙后代解决”。
说明：这里只是借用萨缪尔·亨廷顿的论点来解释文明存在差异，并不代表高林世纪完全认同他“文明冲突论”的所有观点。感兴趣的还可以研读佛朗西斯·福山、梁启超等中外人士的其他论点，但就承认差异这一点，大家是共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