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成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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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田会议是我党我军建设历史上的一座精神丰碑。这次会议意义重大，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指导思想，明确了工农红军的建军宗旨——是一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从此，人民军队在古田会议精神的光芒照耀下，由星星之火燃成燎原之势，战胜了国内外强大的敌人。
研究古田会议的来龙去脉，不仅能帮助我们深刻理解这次会议的历史意义，而且还能为如何打造一个卓越的组织带来很多有益的启示。
古田会议实现了我军主力部队——红四军的凤凰涅槃，让一群被逼上梁山的草寇华丽转身为一支要为人民打江山、建立人民政权的新型武装集团。古田会议究竟是如何改造了这支队伍，让这支曾经的杂牌军成功实现了从团伙向团队的重大转变，焕发了如此强大的战斗力和生命力？
启示之一：核心领导团队的打造是组织建设的关键和前提
1929年6月召开的七大不欢而散，9月召开的八大议而不决，为何3个月之后就能召开团结和胜利的古田会议呢？这其中的原因很多，最为关键之处就在于红四军在这一阶段真正形成了一个有核心人物、思想高度共识、坚强有力的军队指挥班子。
自井冈山会师以来，以毛泽东、朱德和陈毅为主要成员的领导班子就建立了。当时，毛泽东是前委书记，朱德任军长，陈毅为政治部主任。但这个班子在创建根据地、如何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等重大问题上屡有分歧，争论还比较激烈。在红四军党的七大会议上，这种冲突愈演愈烈，由领导层扩散到中基层干部，党内争论完全公开化。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而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陈毅却当选。会议开完后，毛泽东因病就离开了前委。面对无法平息的争论，夹在中间的陈毅深感无奈，起身前往上海，寻求中央指示。陈毅走后，前委书记由朱德代理。红四军领导三去其二，这个领导班子基本上就要散伙了。
之后，朱德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会议连开三天，与会人员都从自己的观点、方向和立场出发，各抒己见，会议气氛很民主，但讨论意见无法有效的集中和收敛，乱哄哄地无法决断，会议最终一无所获。
当时担任中央领导人的周恩来、李立三对陈毅反映的红四军问题非常重视。在认真研究了红四军内部的矛盾问题和红四军的发展方向问题之后，周恩来断然选择支持毛泽东。他不仅赞成毛泽东把权力集中在前委的正确做法，还批评其他人在军队集权和分权等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周恩来多次找陈毅谈话，通过做陈毅的思想工作，把陈毅的思想完全扭转了过来。他让陈毅回去后把毛泽东请回来。周恩来说：“一个党、一支军队需要有一个核心人物，红四军中毛泽东是最好的人选。”
1929年9月，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史称“九月来信”。信中对红四军党内发生的争论问题做出了明确的结论，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给予了充分肯定和支持，要求红四军前委和全体干部战士维护毛泽东、朱德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陈毅带着信，从上海返回红四军，于10月22日召开了红四军前委会议，传达中央指示精神，以及中央对自己和朱德的批评意见。10月23日，陈毅派专人将中央“九月来信”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回到长汀，三位领导人的手再次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至此，毛泽东、朱德和陈毅才形成了统一的思想和意见，共同投入到对红四军的整顿工作之中，团结一致地做好召开古田会议的工作。
古田会议虽因朱、毛之争而起，但如果没有三位领导人意见分歧后的统一，没有这个领导班子经过内部“斗争”后彼此的心悦诚服，就不会有团结和胜利的古田会议。没有古田会议，我党我军可能就难以找到“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正确路线，把党建设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把军队建设成为接受党的绝对领导的人民军队。
启示之二：干部的高度使命感和无私精神是核心领导团队打造的根基
为什么红四军领导层能够最终化解矛盾、走向团结？
陈毅在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矛盾时，能本着客观公正的态度，翔实地说明红四军的历史和争论情况，既不歪曲事实，又不讳言自己的主张和处理方式。中央领导人在掌握真实情况后，才起草了一锤定音的“九月来信”。当他返回红四军时，也不回避个人责任，主动向朱德表示，毛泽东对他的批评是有道理的。陈毅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七大”没有开好，我犯了错误，中央认为你的领导是正确的，四军同志盼你早日归队，就任前委书记。这是中央的意思，也是我和玉阶（朱德）以及前委的心意，我们两个人都要求你回来。”陈毅从上海一回来就来信承认错误，如此赤诚坦荡、光明磊落，令毛泽东深深感动。
朱德对照中央来信的精神，重新审视了自己的意见和行动，并且毫无保留地抛弃了先前争论中的不同看法。中央特派员涂振农曾经向中央做过报告，反映朱德等人对中央指示的态度。他在报告中说：“朱德同志很坦白地表示，他对中央的指示，无条件接受。他承认过去的争议，他是错的。”1929年11月26日，当毛泽东返回长汀时，久候在门口的朱德迎上前去，抓住毛泽东的手紧紧地攥着，说道：“润之，中央来信了，你是对的。以前的意见我收回！”
毛泽东离开红四军的4个多月里，一边指导地方党的工作，一边有机会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深入的思考，思索中国红军的方向。返回红四军时，毛泽东也主动做了自我批评，承认自己的工作方式和态度不对，说了一些伤感情的话，请朱德、陈毅多多包涵。
在化解红四军领导层矛盾的过程中，周恩来发挥了不同寻常的作用。周恩来和朱德、陈毅的关系非同一般。陈毅和周恩来是老熟人，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认识了，又同时参加了南昌起义。周恩来是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南昌起义时是朱德的直接上级。当时，周恩来和毛泽东还没有深入接触过。之前，毛泽东还曾用非常激烈的言辞，坚决反对过周恩来亲自起草的要求朱、毛脱离红军的“二月来信”。在这样的背景下，周恩来没有偏袒自己信任、熟悉的朱德和陈毅，而是从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出发，高度肯定了毛泽东的思想主张，强调毛泽东是红四军的最佳人选，要求毛泽东官复原职。周恩来的决策，不是基于个人关系、个人利益、个人好恶或个人恩怨，而是基于革命事业的胜利究竟需要什么样的领导和路线做出的。正是周恩来的加入，才真正促成了红四军领导层的团结一致。
古田会议召开的时候，这些领导人都还是一伙年轻人。朱德年龄最大，43岁。毛泽东36岁，周恩来31岁，陈毅28岁。他们有分歧、有矛盾，互相争论、斗争，争什么？斗什么？绝不是单单的朱毛之争、前委和军委之争，或者权力之争、意气之争。他们争论的是军队的前途问题，是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怎样建设这支军队的问题？大家的意见虽然不一致，但争论的出发点毫无疑问是一致的。都不是争个人的权力和私利，而是希望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正是他们高度一致的革命使命感，敢于担当，敢于舍弃个人私利，才让他们最终化干戈为玉帛、真正走向团结。毛泽东自己讲，不为个人争兵权，要为党争兵权，就是要争，要大权独揽，否则无法完成少数人对大多数人改造的使命，最终反而会被大多数人改造。
启示之三：组织建设的核心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改造
古田会议召开时，红四军还是一支拼凑起来的武装力量。这只队伍有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队伍（包括湘南起义农军），有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队伍，有井冈山王佐、袁文才的部队，还有俘虏改编的以及在赣南、闽西新招募的一些农民。朱、毛红军1928年井冈山胜利会师后，队伍虽然壮大了，但内部矛盾重重，融合起来相当困难。以红四军的两支主力部队为例。南昌起义的队伍参加过北伐战争，人多枪好，战斗力强，是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而秋收起义的队伍没有接受过正规化训练，战斗力一般，但在经过三湾改编之后组织纪律性较好，发动群众工作做的好，收入多，财政状况比较好。这两支部队都瞧不起对方，“铁军”嫌“农军”战斗力差，“农军”嫌“铁军”的臭毛病多。彼此更不愿意互相支援，分享各自的枪和钱。
这支队伍还存在着浓厚宗族观念、地方观念、排外观念、仇视城市观念、太平享乐观念、自由散漫等。比如，曾姓农民怀恨朱姓农民，借着打土豪之机就在宗族之间干开了。第28团想去赣南，第31团想回浏阳平江，谁都不愿意到远离家乡的地方去打仗，老子就给自己打，不给别人打。中央报告说，今天50个人，明天是否还有50个人都成问题，有的来了，有的又走了。贺龙元帅后来回忆说：“那时候的部队，就像抓在手里的一把豆子，手一松就会散掉。”毛泽东描述当时的队伍说：他们是大烧、大杀、大抢的，他们是大嫖、大赌、大吃、大喝的，他们是流寇主义的游击政策。他们忙的不是建设政权和分配土地，而是扯起红旗到处乱跑。
有一次，毛泽东的亲弟弟毛泽覃把猪贩当土豪打，要没收猪肉给部队改善生活，毛泽东知道以后非常生气，当街责骂毛泽覃，甚至要动手打他，没打成，被别人劝住了。这还引发了在场等候吃猪肉的众多官兵的强烈不满。
这样一支没有任何先进性可言的队伍为何后来能成为一支真正的铁军，先后历经第五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最后夺取了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说，必须改造队伍，这个队伍不改造，那是没办法的。可以说，是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少数先进分子先有了觉悟，然后再一起做大多数人的工作，为整个队伍铸就军魂。比如，在新泉整训期间，毛泽东集中精力搞调查研究，召开各纵队领导人和连队支部书记及士兵座谈会、农民座谈会。与会人员都能毫无顾忌地发言，揭发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士兵座谈会上提到一个叫陈铁民的副大队长三天两头打骂士兵，士兵给他起外号叫“铁匠”，有的士兵经受不了打骂只好开小差回家。毛泽东抓住这些典型事例进行启发教育，并和同志们一起分析这些错误思想作风的根源和危害性，研究纠正和解决的办法。
通过对大多数人的改造，古田会议让这支队伍获得了先进的思想，走出了农民起义的历史轮回，没有成为“李自成第二”，没有成为第二个“陈胜、吴广”，而成为了信念坚定的新型人民军队，成为了夺取革命胜利的巨大力量。毛泽东讲过：“这支军队要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绝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永远不要忘记一个伟大真理，信誉与高尚行为的源动力必须来自最高层。”这是美国军官准则里的一句话。一个伟大的组织里，不可能人人都是CEO，真正有觉悟的始终是少数，而不是多数。组织建设的过程就是一个少数人对多数人改造的过程。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个过程虽然艰苦，但唯有如此，才能形成强大的组织能力。
马云为何三次造访古田？我想其中的用意大概就在于此吧。
